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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快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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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科醫生紛紛離職的原因

隨著國家出臺“二孩”政策,越來越多的家長都想要再生一個孩子,并且希望他茁壯成長,能夠有好的醫療條件,但是現實卻不容樂觀。由于兒科醫生的薪水太少,不少兒科醫生都紛紛離職。

全國人大代表、溫州醫科大學原校長瞿佳為培養更多兒科醫生“奔與呼”了十多年。如今,他等來了希望。3月5日,看到“加快培養全科醫生、兒科醫生”被寫進政府工作報告時,他異常驚喜,掏出筆在這句話下面畫了一條線。

就在11天前,國家衛計委宣布,為應對兒科醫療資源緊缺,今年將有8所高校恢復開設兒科學專業,瞿佳所在的學校就是其中之一。如今聽到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讀到這句話,他心里的石頭落地了。

看病難,給孩子看病更難,近年來我國多地爆發“兒科醫師短缺”的危機:北京兒科“限號”、廣州兒科急診“關停”和上海兒科“告急”,兒童醫療紅燈頻閃,成為備受關注的民生問題。尤其是從去年開始,全面二孩政策放開后,這一問題再次受到矚目——

二孩來了,原本就“醫生荒”的兒科,這下真的要慌了?

兒科遭遇近30年來最大壓力

瞿佳所在的學校,從1978年開始為社會輸送兒科本科畢業生,直到2002年停招。他回憶,當時之所以取消,在于國際臨床醫學專科設置規定,“不能將大人和小孩分開”。

1998年,專業設置再次調整,兒科專業從我國醫學院本科專業目錄中剔除,這讓兒科“降格”為臨床醫學專業中的一門課程。此后,兒科變得更加弱勢。瞿佳說:“甚至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都取消了兒科目錄,影響了學科發展。”相應地,學兒科的人少了,兒科醫生也越來越稀缺。

全國政協委員、傳染病專家李蘭娟院士告訴記者,二孩政策放開后,我國現行的產科、兒科、婦幼保健等服務體系將會面臨近30年來最為迫切和強大的壓力和沖擊。

她給出一組“越來越多”的數據來佐證自己的觀點——

一是高危產婦越來越多。李蘭娟說,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后,由于高齡產婦和危重孕產婦的增加,早產兒將明顯增多,圍產兒出生并發癥發生率增加,將給兒科、新生兒重癥監護等帶來巨大壓力,原本已超負荷運轉的專業機構更是捉襟見肘。

二是新生兒出現出生缺陷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多。李蘭娟說,高齡孕產婦發生圍產兒出生缺陷的風險將明顯增加,以唐氏綜合征為例,產婦年齡每增加5歲,發生率會以近幾何級數上升,45歲以上可達1/40。她說,這些讓原本已捉襟見肘的兒童醫療“雪上加霜”。

全國政協委員、上海市婦聯副主席、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副院長鄭珊提到,根據兒科的規律,無論大病小病,孩子比成人的求醫頻率普遍要高出1至2倍,而高齡婦女的二孩健康問題會更加復雜,2013年兒科門診人次近2億。

從目前兒童病床使用率和兒科醫師負擔情況來看,兒童醫院的負荷在各類專科醫院中最為沉重,兒科醫護隊伍極度稀缺,醫患配比嚴重不足的矛盾愈發凸顯,不同形式的兒科限診,致使病兒平均候診時間長達4至6小時以上。

48.68%的醫院存在兒科醫生流失現象

從“供給”的一端來看,兒科醫生、婦幼保健等人員就顯得有些“荒”了。根據李蘭娟的調研,由于待遇相對較低、工作量大、工作壓力大等因素,婦幼保健人員成為醫療衛生行業中人才流失的重災區——“近3年來,48.68%的醫院有兒科醫生流失的現象”。

全國政協委員、蘇州大學校長熊思東在這方面也頗有感觸,“吃吃喝喝婦產科,吵吵鬧鬧小兒科”,兒科具有職業風險高、醫患矛盾多、工作時間長、負荷重等特點,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兒科醫務人員流失較多。

熊思東說,一個最簡單的例子,給一個孩子看病,有很多雙眼睛盯著。“爺爺奶奶、外公外婆、爸爸媽媽都不能允許出一點錯誤,而孩子呢,又不會說自己哪里有問題。”

更為重要的是,當前的兒科醫生薪酬待遇“太低”

熊思東告訴記者,兒童年齡小,醫生在檢查治療、用藥種類和用藥量等方面都很謹慎。而按照現行“以藥補醫”的收入體制,兒科醫生為醫院創收少,獎金比不過其他科室,自然就掉進了“收入洼地”。

相應地,對醫院來說,收益少,卻仍需花錢來維持運轉,自然也就沒有增加投入、擴大規模的動力。

熊思東認為,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“以藥補醫”的大環境,不破除醫院現有的營收機制,就很難解決兒科醫生的待遇和職業發展問題,也無法根治兒科醫生短缺的現狀。

“如果沒人愿意做兒科醫生,即使有專業設置,也招不到學生。”熊思東說。

此外,兒科醫生職業上升空間有限的問題,也遭人詬病。“兒科醫生要成為名醫相對更難。”熊思東說,兒科醫生實際上是全科醫生,對其技能要求更為全面,不能像其他專科醫生那樣深入鉆研,也不能以論文發表、職稱評定來衡量水平。

應著力提高兒科醫生的地位和待遇

近年來,政府相關部門積極出臺一些補救措施。但在全國政協委員、上海市婦聯副主席、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副院長鄭珊看來,仍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。

比如,一些城市或新建兒童醫院,或擴建原有醫院增加兒童病床,或推行兒科分級診療,但目前共同面臨的問題是招不到兒科專業醫護人員。同時,增加的床位和多收治的患兒又進一步加重現有人員的壓力,造成人員辭職和隊伍的不穩定。

在她看來,培養兒科醫生需要10年的周期,遠水解不了近渴,況且以現在的狀況看,這些學生最終是否能成為兒科醫師,仍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。

多年來,瞿佳一直通過各種渠道,呼吁恢復開設兒科專業。聽說教育部公布今年要恢復兒科專業招生,瞿佳專門派人等這個文件批復,直到看到教育部公布的名單,他才覺得多年來的努力沒有白費。

他說,這是一個開始,解決兒科醫生短缺的措施不僅是恢復招生,更要靠各級政府、尤其醫療衛生主管部門進一步重視兒科的發展,對兒科醫生在待遇等方面給予傾斜。

正如李蘭娟所說,應著力提高產科和兒科醫生的地位和待遇,讓同為“白衣天使”的兒科醫生,獲得與其付出相匹配的待遇——醫學院校應該開設獨立的專業,人社、財政、教育等部門應該研究完善助產士職業晉升體系,定向培養兒科醫生。

全國政協委員、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副院長丁潔認為,緩解兒童醫療日益加劇的困境,根治兒科“風險高、工作累、收入低”的關鍵,就是“加大資金支持力度”,用“事業留人、感情留人、待遇留人”。

“人的一生,從搖籃到墳墓,通常來說兩頭最讓人揪心:孩子病了,擔心焦急;老人病了,負擔沉重,應將‘兩頭’照顧得周全、妥帖。”丁潔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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